建市以来，深圳的常住人口，竟然首次出现了下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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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，202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6.18万人，而2021年年末，深圳全市常住人口为1768.16万人，一年时间减少了1.98万人。

出现负增长的大城市，远不止深圳。四大一线城市中，北京2022年减少4.3万人，上海减少13.54万人，三大一线城市累计减少近20万人。剩下的广州，还没有公布数据，2021年增加只有7万人，2022年也大概率和深圳一样负增长。

四大一线城市，过去一直是人口流入的高地，是各种“X漂”打拼的梦想之地。如今，离开北上广深，正在成为一种事实。

一

深圳的人口增长情况，是全国人口流动趋势的一个重要风向标。

自设市以来，深圳经济一路突飞猛进，这座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年轻城市，吸纳了大量年轻人涌入，成为人口增长最迅猛的城市，没有之一。

六普到七普之间，深圳常住人口增长超过700万人，增量位列全国第一，平均下来一年新增70万人。

作为人口流入第一城，深圳现在也涨不动了。2021年深圳增加了4.78万人；2022年减少1.98万人。而且据统计，深圳的幼儿园招生人数和在校人数，都少见地出现了负增长。

生育率的下滑，当然不是核心因素。还有一种解释称，深圳调整落户政策，提高了落户门槛，这对人口流入当然有一定影响，但同样不是主要原因。

我们看深圳的户籍人口，从2021年的556.39万人，增加到了583.47万人，增量达到了27万人左右，并不算低。常住人口中，户籍人口占比提升，非户籍常住人口占比减少，说明很多没有深圳户口的外来人员，在过去这一年离开了深圳。

这种断崖式的减少，主要可能还是因为疫情。

深圳常住人口1700多万，有户口的只有三分之一，外来务工人员众多。在疫情期间，深圳输入风险大，执行着几乎最严的核酸检测等防疫政策，在2022年3月还曾“暂停”一周，对经济运行多少会造成影响。

疫情之下，企业用工需求下降，很多外来务工人员，只能被迫回到老家了，毕竟老家的租房成本、饮食开销都要更低，疫情隔离的影响也更小。

所以，人口增量暴跌，有很强的阶段性原因。事实上今年上半年，估计在深圳的，都能感觉到人明显又多了起来。像今年年初，深圳的地铁客流就再次刷新了历史新高。

二

不少因疫情离开深圳的人，正在回到深圳。在我个人看来，2023年深圳的常住人口，大概率会重新回到正增长的区间。

不过，在全国人口总量减少的背景下，当深圳历史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时，我们可能也得做好准备——大城市人口爆发式增长的时代，将就此成为历史了。

这种增长放缓的趋势，在其他城市已经得到印证。

比如珠三角九市，除了没公布的广州，有7个城市负增长，其中佛山和东莞合计减少近16万人，而过去它们一直是著名的世界工厂，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。受此影响，广东的常住人口多年来也是首次下降。

长三角的情况基本一样。别看杭州和合肥2022年的人口增量，依然维持在15万人以上。但其一，相较于前两年这已经是断崖式下跌了，像杭州2019年的人口增长达到55万人。

其二，上海是下降，而宁波、南京、苏州等城市，都只有几万人的增长，扣除自然增长，新增流入人口基本所剩无几。

我们把视角转到一线城市。

过去我们常说，离开北上广深，但其实数据层面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。六普到七普间，哪怕是落户更严的北京和上海，新增人口都在180万人以上。这说明有人离开的背后，是更多的年轻人流入了。

而现在情况彻底发生改变了。一线城市中，北上深合计减少20万人，这是历史上从没有出现的情况，说明一线城市的吸引力，的确在逐渐下降。

与此同时，倒是内陆的一些省会城市接棒，替代深圳等城市，成为了人口增长的大户。近两年它们的人口增速也在放缓，但总体而言在全国排名上升。

除了疫情因素外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

比如产业转移，数据统计，2017年深圳市迁出制造业企业463家，2021年增长到4344家；再比如，内陆地区普遍开启强省会模式，承接沿海产业转移。省会发展起来后，为所在省的外出人员提供了一个就近就业的机会。

流动人口去沿海大城市打拼，说到底是图个高薪工作，高房价、高房租，高生活成本，达到一定的临界值，都会形成挤出效应。

近段时间，有两个新闻值得留意。一是，广州等一些地区的美团站点，出现了外卖员招满的情况；二是，济南、三亚等地发布预警，称网约车的运力出现了饱和。

老一代的务工人员，去大城市流水线；新生代民工，扎堆送外卖、送快递，开网约车。当这类灵活就业机会出现饱和，在高房价、高房租，高生活成本之下，一线城市的性价比，一定是会出现下降的，哪怕它再有活力，竞争机制再公平。

像我这样在深圳已经“安营扎寨”的人，这两年都时不时冒出一种想法，逃离深圳，去一个竞争压力更小的二线城市。说白了，现在的一线城市，是真的太卷了。

三

北上深等一线城市集体负增长，二线城市人口增速普遍下降，其实打破了一种预期，一种认为大城市会无限度、爆发式持续增长的预期。

事实当然并非如此。一方面，2022年全国人口首次负增长，新增人口减少是大势所趋；另一方面，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，正在进入尾声，已经没有太多富余的农村人口向城市，尤其是大城市转移了。

以前的大城市，尤其是广州、深圳这种没有城市功能疏解压力的一线城市，是存量人口、增量人口一起抢，现在全变成了存量人口的竞争，当然很难再一年“收割”六七十万了。
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很多城市的规划思路，必须作出转变。

过去我们谈城市人口流动和转移，往往是担心小城市。它们产业空心化，人口外流，面临着城市收缩甚至消失的困境。但现在，这种压力大城市可能也存在。

前些年，人口大增长年代，一些城市在地方国土空间规划中，野心勃勃地设置了一个人口余额充足的增长目标。像杭州、武汉、苏州等城市，远期目标在1500万人以上，距离现在还有两三百万人的缺口。

未来这些大城市的人口，可能还会继续增长，但就像深圳所显示的，增速放缓的趋势，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。以前觉得很保守，现在看，反而有一些激进了。

那么，按照可能无法实现的目标人口规模，来配置基础设施，类似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就会出现问题。大投入造城背后，往往会出现资源的浪费。

此前，各大城市纷纷抢着修地铁，现在地铁审批在逐渐收紧，就连一线城市深圳，报批的地铁线路最近也被大幅删减。这是城市大扩张结束的一种标志。

你们还可以看下各地的新区，有多少变成了鬼城？别说二三线城市了，一线城市的新区要发展起来都不容易。

以广州南沙新区为例，2015年的目标，是在2025年实现230~270万人。然而2021版本的规划，直接对半缩减，将目标调整为120万人左右。

其实哪怕是世界城市东京，同样在近些年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。在没有那么多新增人口流入的前提下，大城市同样得做好减量发展的准备了。

早年间，城市化突飞猛进，大城市的人口大量流入，而城市规划保守，出现各种交通、治安管理难题；现在人口增长滑坡，城市规划也应该告别激进的摊大饼思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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