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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3日以来，各国媒体和情报机构都试图摸清俄罗斯私营军事实体瓦格纳组织“叛乱”的原因，但知情者甚少，愿意出面“解谜”的更少。

上期封面报道的采访中，我先后接近了三位熟悉瓦格纳的当事人。第一位是瓦格纳领导者普里戈任的前助理，也是早些年国际媒体上关于瓦格纳内部信息的主要报料人。他的出版人热心帮忙联系，但最终未能促成采访。第二位因职务原因和瓦格纳长期打交道，最初答应受访，后来再无消息。

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是，最终愿意出来讲述和瓦格纳成员交往的，是在雇佣兵市场上与瓦格纳“争锋相对”的另一家私营军事实体的前高级成员。采访中，他不断批判雇佣兵模式，但仍处处流露出同行间的惺惺相惜。他说，雇佣兵都有宿命：“他们会背叛任何人，也会被任何人除掉。”

一些分析将“瓦格纳问题”与沙俄以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政权使用雇佣兵的“文化”联系在一起。事实上，熟悉雇佣兵历史的从业者及专家都指出，这是中世纪以来整个欧洲常用的“代理人战争”模式。现代“综合战争”中，“代理人战争”并未远去，反而花样翻新。

查查近年来人道法领域关于界定“国际性武装冲突”和“非国际性武装冲突”的复杂博弈，就能发现，雇佣兵算不上“代理人战争”的高级模式。国际社会越追求和平、越关注人道规则的遵守，“代理人战争”就变得越“火热”，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实体可以规避自身责任，绕开国际监督和介入。此外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，交战方需要遵守的人道法规则也少得多。“代理人战争”的存在，极大地阻挠了国际社会劝和促谈的努力，也极大地提升了武装冲突的残酷性。

然而，“代理人”并不是木偶，其“代理”也潜藏着失控的可能。前述雇佣兵从业者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“各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”。这让我想到两年前采访阿富汗战争时，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抱怨收买来的民兵武装不听从自己的命令，甚至和塔利班早有私下合作。

类似的故事也在2014年顿巴斯战争后发生。在顿巴斯分离地区和乌克兰控制区，双方的民兵武装各自发生激烈内斗，毒杀、枪杀、汽车爆炸事件层出不穷，明星工业区沦为山头林立的内战场。

正如我采访的那位雇佣兵所言：“我唯一希望的是，其他大国记得这个教训，不要再依赖雇佣兵打仗。”为无辜平民，也为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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